​胡风香港北上登陆庄河王家岛记述——第一片土

胡风香港北上登陆庄河王家岛记述——第一片土

前言：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败局已定，中共香港工作委员开始统筹安排，继续动员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北上到解放区。

1949年1月6日下午，胡风与王芸生、许侠、关xx、龚普生（女）、赵金铎、周景中、马本思等9人一起，在香港工委的安排下，由杜宣带队，从香港乘坐挪威商船“大利华”号轮秘密航行东北。

1949年1月12日黄昏，由于海上风力太大，胡风等乘坐的挪威商船行驶在辽宁庄河县王家岛苏家屯海湾停泊避风。第二天（1月13日）下午，胡风等人被汽船接到陆地，被安排在岛上公安分驻所办公用的3间民房里（吕其恩故居前房屋）居住。1949年1月14日上午，胡风等人离开王家岛经庄河到达沈阳。

庄河王家岛之行，给胡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9年5月23日，在第一届全国政协筹备会召开前夕，胡风发表追记《第一片土》，畅叙了他这次秘密航行踏上东北解放区庄河王家岛的浓烈情感。

第一片土

胡风

黄昏的时候到达王家岛的海面，下了锚。天色阴沉，吹着凛冽的雪风。从甲板上望去，岛的一端是悬岩，岩壁黑沉沉地俯临着微微滑动的，也是黑沉沉的海水。从悬岩上面一直连过去，岛面上都是花搭搭的积雪片，雪片中间杂着黑色的块块，条条，或点点。不见灯火，也发现不出树木和房子。

王家岛，我们所奔赴的新世界的第一站。在雪风里面它屹立着，一个饱经风霜的、不现出任何表情的、庄严的哨岗。

第二天一早，正在收拾东西，住在另一舱房的老许来了。他皮帽子的护风耳已经拉下来扣得紧紧的，脖子四周还缠好了羊毛围巾，只露出一个戴着眼镜的面孔。一走进来就问："这样会不会冻掉耳朵?"有两个人笑了。老许是南方人，久住南洋，生平没有看见过雪，航行中大家都害怕东北的冷，有人说不小心会冻掉耳朵，这对于生平没有看见过雪的人大概是印象太深了。

到船头去看动静的老杜回来了。他也是大衣、手套、羊毛围巾，"全副武装"，一进舱就兴头头地报告："几个解放区的小孩子上船来了，都是面孔红红的，脚上都包着破棉絮，很厚很厚......看他说话的口气，好像对那破棉絮非常羡慕，如果自己的脚也能够包上，就好了。

不一会，前面楼舱的商人来报告，说岸上来了人，叫去会面。老杜去了，我们大家搬行李，搬到船中部的露天甲板上。刚刚搬完，老杜来叫我们上前面楼舱去。走到楼舱前面的走廊，就遇到几个战士。穿着黄色棉大衣，棉军帽拉下了护风耳，背着大枪，但是，那里面有一个没有穿棉大衣，也没有戴棉军帽，夹的军帽，夹的军装，挂着一支盒子枪。经老杜介绍，他是驻王家岛的王分所长。他和我们握了手，两只手搓着，年青的脸上也是红红的，只是笑，说一句笑一声。他说，咱们这地方太不像样子，脏得很，同志们不如在船上再待一天，明天坐汽船直接上岸。说一句笑一声，说完了以后还是搓着两手笑着，只是停止了笑出声来罢了。我忽然想到：他怎么不冷呢?......

我们于是又把行李往舱里搬。但搬完了以后忽然想到，既然到了就应该上去，顾不得麻烦他们，在岛上住一两天也是难得的机会。老杜去和王所长商量，回来说，王所长同意了，大家愿意上去．他高兴得很。......

人和行李先下到了小汽船，开到岛边，再用小木船分批拨到岸上。看到了岛上有不大的树木，也发现了村庄。它们好像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一样。虽然没有太阳，但天气是开朗的，风也似乎并不那么冷。我们愉快地在岸边走动，有的故意跑到浮沙上面，让皮鞋陷了进去。走一步陷一步，心里只想笑。

行李归在一起，由一个战士守着，大家仅仅提着小提包之类出发了。在稀疏的盖着雪片的路上走着。走在麦地边，看到那里立着写了字的小木牌，远一点的前面也立着有，突然有了一种感觉：这土地已经挣脱了被捆在一起的锁链，现在是各各平等地站在这里，自由自在地站在这里了。走近两三户人家的山坡上的小村旁边，一个穿得干净的青年妇女坐在门前做着什么，看到我们就停住手坦然地望着，她那姿势现得很舒适，好像是坐在暖和的春光里面。

冻了的雪路是滑的，走着，时不时要滑一下。有的人，一面滑一面嘻嘻地笑出了声来。先走到山头上的人就坐下来休息，望着后面的人一滑一滑地往上走，愉快地笑着。后面的人一面笑着一面一滑一滑地往上走。像一群小孩子，连两个和我们一道到分驻所办卸货手续的商人在内。一个商人，觉得路滑，不如在旁边的积雪上好走，但刚跨过去一只脚，就滑倒了。大家更愉快地高声笑了起来。倒在地上的他自己也嘻嘻地笑。

到了山头。走过一段山脊路，再下到一个洼地，是一个临着另一边的海湾的几十户的村子。到了。

穿过用石块堆成围墙的外院，我们一长串走进了分驻所办公用的民房。小小三间，进门的当中一间每边一口大灶。被引进了左首的一间里面。站在靠门的炕边迎接着我们的，是一个穿着半旧的黄色棉军服的斯斯文文的青年人。个子不高，西式的黑色头发并不那么乱，上唇有一抹开始现出了浅黑色绒毛似的胡子。这是庄河县公安局刘局长，因为最近开始有外来的大货船靠这里装卸货物，特地到这国境线来住几天了解情况，制定规章的。他文静地和我们握手，眼色柔和而又镇定，大半俯视着，抬起头来的时候也是漫无目的地望着前面，没有一丝一毫特别观察对方的神气。坐下了。坐了一满炕，下面还有四五个坐在椅子上。满满一屋子。刘局长盘着腿坐在靠门的炕角上。我们向他解释了虽然知道使他们麻烦，但也非下船不可的心情以后，他文静地说：

"到了家，哪能不下来......"

他说得那么文静，使人觉得，只有说得那么文静才能够表现出这句话后面的诚恳的意思。

王所长呢?他跑出跑进，指挥着两个战士泡了茶来，他自己也拿着一把壶一碗一碗地倒着送到大家手上。依然是说一句什么就笑一声，好像每一句话都天生地连着一句笑声，好像有一股什么力量使得他非笑不可似的。谁把茶喝完了，甚至只喝了一半，他就马上来替你添满，无论你怎样推辞他也不听，依然是说一句笑一声地替你添满了。

两个商人，坐在靠着桌子的椅子上，也和我们一道愉快地笑着，但终于回复到了自己，开始用谨慎而恭敬的口气谈起了货物进口的手续问题。刘局长走下炕去坐在他们旁边，依然是眼光大半俯视着，依然是用着文静的声调一件一件地向他们解释，像是向熟悉的同志交代工作一样。谈完了以后，一个商人带着略略有些踌躇的笑容说：

"我们带来了一箱啤酒，送刘局长和诸位同志，小意思......

刘局长没有抬起头来，依然用着文静的声调说：

"不用，我们不接受，你们带回去罢。......"

商人们微笑的脸色上现出了惶惑的神气，但依然说：

"这不算什么，我们在船上喝剩的......

刘局长还是没有抬起头来，还是用着文静的声调说：

"我们用不着，你们带回去自己喝。......，，

商人们好像懂得了他们的做法是碰了钉子，惶惑地笑着，不再说什么了。

在路上，我们到楼舱去闲坐的时候，有两次看见商人送啤酒到舵楼上去，给我们叫他挪威流氓的船主。还有一次，遇见那船主到楼舱来，商人抢着开了两瓶啤酒请他。他们是把啤酒当作法宝，取好他，想他开快些，早点到达的。但现在，这法宝失去了诱惑性，送不出去了。

当他亲切地送走了两个商人转来，我们里面的谁好像不放心似地告诉他："商人狡猾得很，他们走私，带了钢笔、手表。......"

他盘着腿坐到了原来的炕角上，好像更舒适了一些，依然用着文静的声音说：

"他们当然是要得好处的，我们也让他们得点好处，但要要花样，可不行!"

后来他交代王所长："行李都要检查。多带一两支钢笔，一两个手表，不管他，让他去。多了就要上税。香烟一律没收。再告诉他们一遍：船上如果有武器，要登记。外国人绝对不准上岸。中国船员也不能上岸。不准照相，看见谁拿出照相机，就没收下来。......"

青年所长含着微笑屈着身子静静地听着，这次不发出笑声了，只是"对!""对!"地连声应着。

原来，商人和他谈话的时候就提出过，外国人想上岸来看一看，就在靠海边的山头上走一走也可以，只是看一看风景，什么也不做。但他马上拒绝了。

"那绝对不行。我们的国土是神圣的，不能让他们随便上岸。百把年以来，外国人把中国人不当人，谁高兴就可以随便闯出闯进。现在可不行了，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每一个中国人值得骄傲。告诉他们：如果私自上岸，我们要马上逮捕起来的。......"

他依然是用照例的文静的声调说着，好像是向提出了不正当的要求的小孩子耐心地解说着一样。但这文静好像是石头山峡中间的水面，人可以感觉得到，那平静的下面是有着一股突击的力量的。

吃过饭。大米饭和四样荤菜。又回到了炕上。坐的坐，躺的躺，一满炕。地下的椅子上还坐得有。刘局长还是盘着腿在那炕角上坐着。过来倒茶了，跑出跑进。但终于在刘局长旁边坐下参加了谈话。

人多，炕热。把纸糊的窗门支起了一半。对面山上皑皑的白雪平静地映了进来。

谈话泉水似地从那浅黑色绒毛的嘴唇下面自然地流出，渐渐地汇成了一条河，文静，然而动漾着诱人的涟漪。

这三年多的斗争，是通过了非常艰苦的过程的。首先，碰着了东北人民的顽强的正统观念，他们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抱着盲目的幻想。而革命的力量又是在绝对的劣势里面。

"毛主席常常说：我们在东北，只有两万干部，二十四个中委。和十万部队。就只有这么一点家当。......"

他自己也是这两万干部里面的一个，"八一五"以后参加东干团，从延安出发，赶到东北来的。每天赶路，走得筋疲力尽了的时候就不免想，走到了要休息一两天罢，但还没有到，中央的电报已经先到了，照例是"昼夜兼程，风雨无阻"八个字。

就北满说罢，当时每县只能去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一个中队长，和一排人的战士。他参加工作的那一县，刚刚走进县城在一个院子里驻下，就被包围起来了，连院子都出不来，给养要设法偷运进去。而国民党的委任状满天飞，收买胡子、伪军，城外就有五千多支枪，被包围了三个多月才慢慢打开了局面的。

在那个艰苦的时期，甚至预备从哈尔滨撤退。但终于坚持地渡过了。一方面，国民党的战略错误也帮了忙，当时他们不集中力量先后击破，却分兵南北满同时进攻，而且由于内部矛盾，还踌躇不定，这就给了我们更大的组织力量的机会。

到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以后，局势就渐渐扭转了过来。三次渡过松花江向南出击，在政治上是恢复和提高人民的信心，在军事上是准备大反攻的演习，但在那样天寒地冻的时候行军作战，仅仅冻伤的就有五千多人。在南满，被逼到了临江那一线，后面是北朝鲜国境，不能进去，国民党逼得顶近的时候，有时只剩有五里路左右宽的一个狭长地带，但因为顾忌后面是北朝鲜国境，他们也就不敢乱用大炮。在那样狭小的地面，有时什么吃的也没有，但终于打退了国民党四次的进攻。

但扭转了东北局势的，当然要归结到强有力的政治因素。一个是国民党用事实教育了东北人民，国民党到了什么地方，那里的正统观念就一扫而光，人民完全倾向了革命。但主要的还是党的领导政策完全正确：土地改革，保护工商业，修复铁路，这三件事完全收复了东北的人心。就最后一件说罢——"都说，八路八路，就只会拔路，但现在，一面打仗一面把铁路修复了，使一般人佩服得很，影响很大。......"后来又发动了"纠偏"，制止了错误的过左的倾向，团结了中农，革命的力量就更加巩固了。......

声浪像小河一样文静地流着，鸟瞰了从壮烈的斗争里面站直了身子的全东北的土地，展示了从壮烈的斗争里面开辟了出来的三年以来的血的道路。而且，这声浪又是用非常具体的表现所汇成的，例如，谈到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就具体地说到熊式辉如何，陈诚如何，杜聿明如何，郑洞国又如何。

声浪像小河一样文静地流着，没有一点企图使人信服的虚饰的气息，没有一点被胜利信心所膨胀了的兴奋的气息，更不用说某种为了表示自己或不能忘记自己的夸示的气息了。无疑地，这分析的叙述是从党的总结得来的，至少也是根据党的总结引申出来的。然而，说到具体事实的时候好像是他自己亲自参加过，叙述对那具体事实的理解的时候好像在感觉上经过了无数次的审核，因而说得那么确定，声调达到了那么文静和那么亲切的。

我们里面有谁问了：

"现在，全东北都能够丰衣足食了罢?"

这句话的声音使我感到了一种异样。并不是肯定地以为当然丰衣足食了，用不着问，但还是不免有一种异样之感。或者因为那问法和口气似乎带有外国新闻记者式的气味罢。

但他似乎没有一点这样的感觉，依然用着文静的声调回答了："这不敢说。北满和南满的情况不一样。在北满，我们初来的时候农民苦得很，有的农民妇女连冬天都没有裤子穿，只好成天蹲在兀拉草里。毛主席说，中国人民是苦难重重的，真到人民里面去了．才懂得这句话的意思。现在，破破烂烂的，总算都穿上了。南满，穿的要好些，但人日密，去年又闹灾荒，有些地方，竭力想了法子才把灾荒渡过，有的还是大半靠豆饼和野菜渡过的。为了节约，去年东北的县级干部，公家只供给十个月，其余两个月要靠自己生产。像驻在这里的一班战士，也都非自己生产不可的。......"

我们里面的一位马上有些激动了：

"啊呀!刚才招待我们吃得那样好，一顿就吃掉了你们好多天，真难为情得很!"

这话是不必说的，但说了出来以后又好像非说一说不可，刚才的大米饭和四个荤菜马上浮上了我的眼里。

但他还是用文静的声调说：

"这一点不算什么。你们走这里过也是难得的。......"

天色暗了下来，只有对过山上的积雪向半开着的纸窗白皑皑地亮着。刚才谈话中间，他曾说到日本人把这个地方看得很重要，在对面山头过去的一个山头上，有一个现代化的大灯塔，钢骨水泥的建筑，里面有冷热水管和卫生设备，敌伪时代有日本人住在这里。现在，望着白皑皑的雪光，好像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守卫这国境线而来到这里的。

不知什么时候出去了的王所长端着油灯进来了。他拿两个用白布做的圆圈给刘局长看。这是老乡们预备到船上卸货用的袖章。听他们的对话，一个上面写着"大队长"，一个写着"中队长"的字样。

青年局长好像现出了微笑，说：

"何必写这些。就写王家岛码头工会，下面写上一个号码，就行了。"

但所长把布圈拿近了他一些：

"老乡们高兴，自己做的。你瞧，挺精致呢!"好像局长又现出了微笑：

"这做好了的就让他们。其余的，简单些，横写着王家岛码头工会，下面写一个号码，就行了。"

他想了一想，从炕上的茶几抽屉里找出了纸和铅笔，就着微黄的灯光画了一个样子，交给了王所长，还叮嘱着，要在号码上盖一个分所的印。

我们问到走出去了的王所长的经历，这一次他的声调似乎略略高了一点：

"才二十三岁，不像罢?山东人，农民，作战三次负伤，是荣誉军人。现在这工作不大乐意，老想回到部队去。"

停了一停，好像想起了什么，被微黄的灯光照出了一个明显的微笑，又补上了一句："当过战士的，大半都是这样。......"

于是，谈话引到了军队方面。他依然是用着文静的声调，谈到人民解放军的性质，谈到几个特出将领的长处和党对于他们的评价，谈到他们里面的"英明的战略家"，谈到军队的阶级教育，我第一次听到了的诉苦和祭灵这两个形式。在诉苦运动当中，战士们把从地主受到的剥削和冤屈尽情地说了出来，吐了苦水以后，就选定日子举行庄严的祭灵仪式。连纵队首长都亲自参加的。上面排着冤死了的父母或亲人们的牌位，战士们对着牌位宣誓报仇，往往报告一开始大家就失声痛哭，连首长们都哭着抬不起头来。......阶级的仇恨产生了坚强的决心，人民解放军无敌勇气的源泉。

王所长早已转来了。当谈话从上面引到了作战的勇敢情形的时候，他热情爆发地参加了进来，说一句笑一声，好像在平静的乐章中问突然涌出了一股欢乐的跳跃的旋律一样。

——大炮轰过了以后，小红旗儿一摇，哈哈!哗一地一声喊，哈哈!人都跳起来向前飞跑，哈哈!一下子就冲了过去，哈哈!......

——打了胜仗回来，道儿两边都是人，哈哈!老太婆，闺女，小孩子，都来啦，哈哈!鸡子儿，花生豆，尽往你兜儿里装，哈哈!连大炮都戴上了花，哈哈!......

这时候，他的局长不做声了，微笑地俯着眼睛，静静地听着，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好像听得沉醉了。那微笑好像对我们说：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战士!

这个友爱地对待着他的下属青年同志的局长本人，其实也还只是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抗战那一年，只不过是一个十五岁的民先队员，凭着一股爱国热情，参加了游击战争，担任了连指导员的职务：

"那时候，只是唱唱歌，喊喊口号，啥也不懂!"

十二年以来，他走着斗争的路，受着革命的锻炼。那过程当然是一部动人的丰富的历史，然而，在这短促的相遇当中，是无法深入进去的。但总算能够从外表上接触到了那个结果：只有用文静的外貌才能表现出来的那一种深沉，和对革命大势了如指掌，对日常工作又体贴入微的那一种明敏而又朴厚的力量。

然而，虽然如此，或者说正是因为如此，对于革命的胜利他没有现出任何骄傲的口气，倒反而是用建设工作的艰巨性来谈到革命的胜利的。谈到了将来要走向专门化以后，用着低沉下去了的声音静静地说：

"像我这样，搞了这多年，啥专长也没有，成了一个混子!"

这句话很沉重，但声音却很低，听的人觉得好像是：这不是对着我们或任何别人，而是对他自己说的。也许因为他把我们全当做了特别请来的专门技术家，因而引起了感触的罢，但谁也感觉得到那决不是对于我们的客套。我们听了都默不作声，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所做的是比任何专门家更重要、更有决定意义的工作，但不知道怎样说才好。连刚从外国回来，还保持着说交际客套的一两位也不能说出一句适当的话来。

这句话太沉重了，然而，从少年期起，被党的教育培养得成长起来的，对于党所提出的应该走向专门化的号召，一定会从心灵深处生出他的感应的罢。

要休息了，我被留着睡在和两个主人同睡的这个炕上!

当那青年所长收拾东西的时候，我问到他家里有些什么人。似乎他吨了一顿，但马上用着和以前跳动的调子完全不同的，平静的低声，很快地说：

"光光的。只哥儿俩，老大也参了军。不晓得在啥地方，牺牲不牺牲不过是两个字!"

一学完就轻轻地很快地摇了一下脑袋，好像摇掉了不应该从他们的嘴里听到无数的事情，但他们明天还有工作，而且已经熄了灯睡下了。心情起伏着却又听到他们也在转动着不能睡去。就这样，大概经过了两小时左右的时间。

第二天上午，我们动身了。都是大衣、手套、羊毛围巾，“全副武装”。依然只是穿着夹军服的青年所长领着战士们和老乡门扛着行李，一长串，向海湾走去。青年局长一定要送，只套上了一顶皮帽，并不穿上他那件挂在炕头的日本军用皮大衣，和我们走在行列后面。

在下到海湾去的拐弯的村道旁边，有一些老乡站在路边。那里面有一个老人，穿着污旧的灰色长棉袍，我们每一个人走过的时候他都鞠一鞠躬，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好像是为什么走得这样块．不多住几天呢这一类的意思。

天色很阴沉，吹着凛冽的寒风，越走近海边就觉得那风越大，越冷。歪歪斜斜地在大大小小的石卵上走着，那个老人的影子老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归集行李的时候，发现了我们留给主人们的几盒虾子面也被搬来了。我们领队的老杜提去送到青年局长面前，说明了，但主人坚持不收，要我们带走。推了好几次他才没有再说什么，让老杜放在那里，算是接受了。这时候，我记起了昨天他拒绝商人赠送啤酒的情形，但接着就仿佛又听到了他第一次和我们说话的声音：

"到了家，哪能不下来......"

依然觉得那文静的声调里面除了诚恳是没有别的什么的。

人和行李还是用小木船分批送到汽船上去。我们谢了老乡们和战士们，和十二年前的民先队员文静地握了别，和山东的青年农民热烈地握了别。

海上的风更冷，汽船又小，先上去的人都挨次下到了舱里。我最后上去，再回转身去望一望岸上，战士们和老乡们都已经转去，走得很远了，但两个青年主人还站在海边的石滩上，穿着短衣站在凛冽的寒风里面。

我不禁取下帽子向他们挥了几下，他们也举起手来摇动了。

汽船开动了，冒着凛冽的寒风向东北大陆驶去。

但他们还是站在吹着寒风的石滩上，没有动。我不禁又向他们挥了帽子，看得见他们又举起了手来。渐走渐远，两个人影越小，越模糊，但却依然站在那里。我不禁接连挥着帽子，但已经看不清他们是不是举起了手来的姿势。在阴沉的天色下面，我望着在凛冽的寒风里面渐渐远了下去的两个人影，保卫着人民祖国国境线的两个刚强而年青的战士。

——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追记于北平

注：胡风（1902年—1985年） 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曾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1979年获释。1980年平反。后出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顾问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