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卧龙岗,还是襄阳“古隆中”

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卧龙岗,还是襄阳“古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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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还是襄阳，这两年争议很大，自2015年以来，所谓的“南阳民研会”，不断发掘历史证据，结合地面文物，对比南阳隆中卧龙岗与襄阳阿头山“古隆中”两地的地面遗迹留存，不断在网络上发文章、发视频，彻底颠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专家泰斗们的学术结论。

随着“南阳民研会”对南阳隆中、章陵郡、叶县诸葛遗墟的深度研究，以及襄阳诸葛亮豪华亲友圈的轰然倒塌，襄阳“古隆中”诸葛亮躬耕地地位，已经岌岌可危，

其实，按今天的眼光来看，襄阳“古隆中”远离闹市，山高林密，风景秀美，更适合隐居、野营、郊游，但是在汉代这种连绵群山就是原始森林。

东汉初年，岑彭潜渡汉水，路过“古隆中”（当时称阿头山），进行战略大迂回时，还要出动将士披荆斩棘，伐木开道，保证行军速度，路都没有，不说有没有野兽，就单说野猪诸葛亮也种不成庄稼，蛇蝎肯定会大量存在，

汉代的“古隆中”，猛兽出没，野猪成群、蛇蝎遍地，如果诸葛亮在此，他如何生存。假设诸葛亮武功超群，能降狼伏虎，百毒不侵，他也没有铲车、挖掘机等大型机械，又不是蓝翔毕业。他怎么修建路道，开山炸石，平整田地？如果没有土地，他怎么躬耕陇亩，养家糊口？没有道路，生产、生活物资怎么搬运？他想博览群书，大量的竹简怎么背进大山？

实际上，别说在东汉了，明代徐学谟到阿头山“古隆中”时，留下一篇《游隆中记》，写道“跨汉江不足三百里，有两隆中焉”其一在南阳城西七里的卧龙岗，古称隆中，其一在襄阳城南的“伏龙山”，他在亲自考察“古隆中”时；描写“万山缘江、诘曲南走，至伏龙山，隐隐若龟背起，口西向缺啮。行者跋趿而入其中，参然草木蒙翳，即白日如晦。稍陟其椒，天光始彻，游目连嵏，林立而交戟者不可胜数。"汉江过万山后，弯弯曲曲的折头向南流，到伏龙山，隐隐约约像乌龟的脊背，山的西边有个缺口，徐学谟等一行人跋涉而入，大树参天，丛生的草木、灌木遮天蔽日，即使是大白天也如同昏暗的傍晚。慢慢登上小山头，天光才明亮起来，放眼望去，连绵的山峦中，树木像兵戈一样林立交错，山峰多得数也数不清。

明代时期尚且如此，汉代人类在此的活动更少，如果诸葛亮真的住在此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一百多年前，清光绪年间，襄阳守备刘保林，到襄阳“古隆中”实地考察，写下《隆中草庐碑记》：

“昔人云，南阳诸葛庐，武侯亦自谓躬耕南阳。考南阳有诸葛宅，相传即三顾处。今襄阳距城三十里，又有诸葛庐旧址，历朝士大夫相继修葺，大概皆追仰前徽，好贤慕名之盛心也。余每视祠屋，览三顾处及抱膝诸亭，终属后人点缀，求当年卧龙隐居之所谓草庐者，今安在哉？古尹子求志隐居，经纶裕于草味，纶巾羽肩之风，岂无韬光养晦之地，爰捐资另建草庐，鸠工庀村，逾日而成。庶几与整野渭滨并传不朽。此敦信劝忠之心，诚不必问斯庐之真伪”。

刘保林，华阳人，明确写道“古隆中”内临时点缀、搭建的“草庐”“抱膝亭”等，都属于“追仰前徽，好贤慕名之盛心也。”因担心对后人产生扭曲历史的认知，就在新建的草庐亭旁刻写，“如果崇尚忠义，切不可追问此草庐的真伪。”石碑在今“古隆中”草庐亭墙壁上镶嵌着，正对着“明襄简王朱建淑墓”碑。

九十年前，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常凯申追击红”军，在武当山“镇压革命”，指挥部在襄阳，此时的“古隆中”还是林密无径，需要拨巨款修建道路，这件事“古隆中”内《志铭功德》碑，讲的非常详实。

道路修好后，襄阳县又申请五万大洋，歌颂功德，修建了“中正堂”，此堂今天已不知所终。

解放后，由于“古隆中”群峰，连接武当山和秦岭，经常有野兽狼群出没，当地群众成立了“打虎队”，保证人民的安全。

据2013年8月5日《新民晚报新民网》报道“2013年7月28日，武汉籍女工程师陈X红，在襄阳一家工厂上班。7月28日中午，她独自一人来到襄阳市“古隆中”风景区游玩，在半山腰迷路，继而失去联系。警方接到报警，出动警犬与无人机，组织300多人，连续搜索5天，这里树木茂盛、山沟众多、山路复杂。至今仍然没有陈国红的任何消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很多当地人推测，女游客是被野猪或其他猛兽攻击了，这是十年前的事件，表明在十年前“古隆中”还是很不安全的。

拼凑组装“古隆中”牌坊，这一系列骚操作综上所述，不管是汉代的阿头山，明代改名的伏龙山还是清代改名的龙洞山，其自然条件皆不适宜人居，这是历史事实。不能违背自然法则，硬生生的将诸葛亮，强制闭锁在大山里。

因此，今天改名“隆中山”的襄阳“古隆中”风景区，既不是诸葛亮的躬耕地，更不是其“寓居地”，这个景区与诸葛亮没有任何关系。